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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算法歧视的司法审查 大数据时代除了需要加强政府对算法歧视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和算法行业的自律外，还需要充分发挥法院司法审查的作用。

这一时期更注意某种学说的理论史铺垫，也更注重同一学术传统内部的传承与发展，因而所做的创新自觉性更强、基础更为扎实。三、法的一般理论的反思与突破(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法理学界开始有意将法理学与政治学相脱离，尝试使前者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是法律及法律实践的根本之道的话，那么分析方法就是一种有助于展示法律和法学之在内复杂性的理论探究之器。为避免泛泛而谈，本文将选择一个基本法律概念，即法律关系，以其学说的变迁为线索来透视法的一般理论在中国的继受与发展。第二阶段(1938-1950年代初)，代表为维辛斯基法学。维辛斯基的《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1955年)、卡列娃等人的《国家和法的理论》(1957年)等作品被翻译过来。(三)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 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同样涌现出了科尔库诺夫的《法的一般理论》(1904年)等经典作品。

它开启了法的一般理论研究的分析传统。其五，它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也即科学化。法律的规范研究也在处理法律与社会的交叉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社科的个案研究的意义何在？这就需要不断反思，不断拓展研究边界。因此，运用自然科学进行法律的实证研究就不能与法社科研究等同。三、个案能做实证研究吗？ 在法律研究中，当我们讲个案研究（case study）时，通常是指两种类型：一是主流法律教育中的案例分析，法解释学尤为注重案例研究。其对应或接续的是社会学法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

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问题时，要寻找到最有利于解释问题的方法。中国社会学界过去二十多年较为流行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这两种社会分析模式也可以适用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实验并不能取代实地调查。这种方法论自觉并非要建立实证研究或法社科研究统一的方法论，而是说我们在研究每一个问题时，必须要思考所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的运用是否得当。在正名之后就可以以言行事，有效甄别哪些研究不是法律的实证研究，明白什么是好的实证研究，从而助力形成中国法律的实证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做中国研究如果过于关心中国发生的新问题，没有方法论自觉，似乎也难以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国内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冯象、苏力。具体来说，需要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关注事实的丰富程度。在用语正名之后，就可以细致甄别哪些研究并非法律的实证研究，明白什么是好的实证研究，从而助力形成中国法律的实证研究传统。但即使是做定量，也要辅之以经验判断。

实证研究 最近二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法律实证研究（empirical legal research）开始兴起。在做定量之前，需要实地观察并熟悉个案。

在法律研究的更多场合，称为法律的经验研究也是合适的。这不仅影响人们对法律实证研究的认知，也影响法律实证研究自身的发展。

因此，这才有了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律经验研究的分野。这种经验感的获得，一方面是来自于个人经历和体悟。法律实证研究关注实在法律规范的运行过程和社会后果，其哲学来源于社会实证主义。从逻辑上来说，实然推不出应然，经验也推不出规范。不过法律理论传统既然已经形成，实证的用词是与实证法、法律实证主义、实证法学的含义相对应，这些概念用语已经是固定用法。所谓思想实验，就是对同一个事件的约束条件和可能后果进行不断假设，从而与真实经验形成对比。

陈瑞华的这一主张可能深受黄宗智的影响。法律实证研究英文对应的词是empirical legal research，简称ELR。

实证一词在法学中有多重含义，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语言习惯或知识偏好来使用实证。人类学通过经验提升到理论反思的层面，主要就是对宏大理论的反思。

黄宗智坚持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与现代西方主要学术理论的对话来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论。这种目的性很强的研究方式的致命问题，是以书本上的法为纲，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实证研究的结论，而并未对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描述和解释，因此很容易变成戴着有色眼镜、打着实证研究的幌子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移植的伪实证研究。

法律实证主义研究以分析实在法律规范为显著特征，因此，又被称为分析法学、分析实证法学、实证法学、规范法学。笔者虽然赞同在研究中将社科与实证结合在一起，但并不赞同在名称上将两者并列。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目前法治评估指数和指标体系、司法文明指数等相关研究。这种分野就是法律的定量研究与法律的定性研究的分野。

二、法社科研究是实证研究吗？ 法社科研究，全称是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s of law），又简称社科法学，是指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研究者不止是问题想清楚了，而且还得表达清楚，要通过修辞说服人，但研究是否有真发现还不一定，至少不好识别。

因为经验研究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两种类型，而在使用偏好上，做定性研究的学者更多使用法律经验研究用语，做定量研究的学者更多使用法律实证研究用语。六、形成中国法律的实证研究传统 就法律研究而言，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并不存在知识上的高下之分，只有做得好与不好的区别。

方法论自觉也涉及研究风格的转变。与法律社会学相比，法律经济学更偏向规范性分析，分析方法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和抽象性。

基于客观数据的法律研究就是实证研究吗？也未必，这涉及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思考问题意识时，再去寻找合适的方法来解释。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实证法学这一用语本身会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实证法学产生混淆。但并非有数据的法律研究就可以成为实证研究。

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以实证为名的研究大举进军中国法学，也存在实证包装法学的问题，而且情形更为复杂。二是指经验研究要有概念提炼。

例如，陈兴良在给一本刑法司法大数据的书作序中就写到，我国刑法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刑事案例为素材的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对刑事案件进行归纳整理而提炼规则和提供模型。这种进路类似于思想实验。

冯象的法律研究偏于文学叙事，带有批判法学的风格，或许也可以认为是文学批评。法律实证主义英文对应的词是legal positivism，法律实证指的是实证法。